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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药学发展简史

  • 发布时间:2016-07-07 14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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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药学发展简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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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分类:藏医药知识
  • 作者:罗达尚
  • 来源:《中华藏本草》
  • 发布时间:2016-07-07 14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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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,分布在我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华南、西南等省区。虽然历史和地理条件不一,风俗习惯、文化发展各异,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,且在历史发展进程中,对本民族的生存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,是我国医药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藏医药学居我国四大民族(藏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傣族)医药学之首,它在总结本民族医药学经验的同时,吸收了中医药学、天竺(今印度、巴勒斯坦)和大食(今伊朗、伊拉克、埃及、巴勒斯坦等国)医药学理论,逐步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和浓厚的民族特色的藏医药学体系。

  藏医学和藏药学在早期是互相融合的,并无分别专著。公元7世纪至8世纪的代表著作《月王药诊》、《四部医典》就是例证。自公元10世纪始有藏药学的著作问世,至18世纪藏药学著作约120部,其代表作当推《晶珠本草》。

  藏药学根据文献可查的历史有1300余年,但其全部历史远不止于此。为便于研究,现将它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予以介绍。

  启蒙时期(远古—公元6世纪):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,藏族人民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,就已经认识到动、植、矿物的某些部分具有解除人体疾病的功效。认为“有毒就有药”(《大臣箴言》木刻版第7页),其后又有用酥油止血,治烧伤、烫伤;用青稞酒通经活络散瘀;用柏树枝、艾蒿熏蒸防治瘟疫病等。这些经验都是通过言传口授,世代相传,保存于民间的。这是一个漫长的年代,即藏药学的启蒙时期。

  奠基时期(公元629—846年):公元7世纪初,由囊日伦赞开创了统一西藏的宏图。由其子松赞干布继承父业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,结束了各部落互不相属的割裂局面,建立了吐蕃王朝(公元629年),建都罗娑(今拉萨)。建政后采取了强化政治、发展经济、振兴文化的一系列措施。随派土弥桑布扎等人去天竺学习,经梵文为蓝本,创造了现用的30个字母的藏文。在此期间,唐太宗为密切汉藏两族关系,把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藏王松赞干布。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进带去了大批书籍和百工技艺人员,其中有医方百种、诊断法五种、医药著作四种(《西藏王臣记》木刻本第50—54页)。这些医药书籍由汉族僧医马哈德瓦和马郭嘎等译成藏文,命名《医学大全》,这是最早的一部藏医药著作(现已失传)。

  《医学大全》问世后,藏王又聘请了汉族医生韩文海、天竺医生巴热达札、大食医生嘎林那,共同编辑了一部七卷本的综合医药书籍。这部书吸收了中医药、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内容,名为《无畏的武器》,现已失传。松赞干布命令全藏医生学好这部书,并为此颁布了12条优特令,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医药学的发展。

  公元710年,由唐中宗令其宗室女金成公主进藏,再次带去大批医药书籍,其中最著名的译注本当推《月王药诊》。该书由汉族僧医马哈亚纳和藏族翻译家别惹札那翻译,并结合藏医药的临床经验,于公元720年前后编著而成,全书分113章。这是我国目前保存的最早的藏医药经典著作之一。它对于研究藏医药学早期的历史与中医药、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渊源关系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书中收载药物329种,其中植物药212种,动物药67种,矿物药50种。所载药物具有高原特色。绝大部分沿用至今。

  对于《月王药诊》的来历,有说是天竺龙树大师著由梵文译成藏文传入西藏的;有说是文殊师利的化身童子文殊在汉地五台山讲述的论著,因此说原著来源于五台山;再一说是由五台山传入天竺,再由天竺传入西藏。总之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但从全书内容来看,它是一部藏、汉、天竺医药学的综合医著。

  公元9世纪中叶,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·云丹贡布(公元729—832年)等人在总结藏医药经验的同时又吸收上述著作中的精华,用了20年(公元768—790年)左右的时间著成《四部医典》,收载方剂313方,单药406种,根据药物的来源、质地、生境、入药部位的不同,分为贵重药类、宝石类、土类、木类、精华类、平地产类(作物类)、草类、动物药等8大类。

  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中叶是藏医药学史上的关键时期。这一时期的著作尽管是医药学合著,但它为后来的藏医学和藏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形成时期(公元846—1271年):随着吐蕃王朝(公元629—846年)的崩溃,继后又因朗达玛变法,政局混乱,出现割据局面。藏药学的专著在此时渐次问世,标志着藏药学开始形成。其特征是:前期(吐蕃王朝时期)是医药融合,以医为主,以药为辅。《四部医典》中虽对药物作了分类,对性味与五源提出论述,但在该书中仍作为辅佐篇,且篇幅很少。而在这一时期,医药各有专著,药学专著不断问世,分化形成藏药学。其代表作有《甘露精义》、《甘露八部》、《甘露精义八支密决》、《药诊诸种草本要决》、《赞木央本草》、《药物大全》、《医药方剂集要》、《草药大全》等20余部药学专著。这些专著分别记载了药物的种类、分布生境、性味功效、加工炮制等内容。有的著作是将《四部医典》中的药物篇抽出来给予考证或对其中部分药物给予补充封增修,如《草药大全》便是一例。它沿用了《四部医典》植物药的分类法和种类,但作了种的补充和生境分布、形态等内容的增补。

  发展时期(公元1279—1642年):吐蕃王朝崩溃后,西藏出现了分裂割据局面,藏药学随之也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。到公元13世纪,学派并立已形成。帕摩主巴王朝(公元1349—1436年)时期在学派争鸣中形成的学术见解,促使学者著书立说,从而促进了藏药学的发展。

  南方学派以苏卡·年姆尼多吉为首,包括加尔布本·罗米给布等不同时期的藏医药学家。这一学派主要善于用热性药物,对药物的形态特征、生境颇为注意,绘制了一些药物挂图,并对药物的配伍、炮制提出了不同见解。这一学派的著作有《千万舍利》、《答北方学派·人参》、《药物问答》、《祖先口述》等近20部著作。其中《祖先口述》后来被五世达赖和第司·桑杰嘉措赞扬为佳作,至今这部书仍为名著。

  北方学派以强巴·南杰札桑为首,包括米尼马·通瓦顿旦、昏弟·都子吉美、南杰多杰等不同时期的医药学名家。这一学派在教学上总结了“六边四法”的教学法;在药物方面善于应用寒性药物,对高原疾病、风寒湿痹颇有研究。这一学派的著作有《药物问答录》、《甘露长流》、《四部医典注释》等10余部。

  由于南北学派的对立,学术争鸣。药学著作问世甚多(约40部),内容包括药物种类及其鉴别、插图、性味、加工炮制、配伍剂型等,促进了藏药学向纵深发展。

  兴盛时期(公元1642—1750年):自第五世达赖于1642年掌握政权后,积极发展藏医药事业,直至第十世达赖的二百年间,始终不渝地发展藏医药学,在西藏地方当局主持下,组织南北两派著名医药学家整理刊印了医药书籍约40余部。如1662年重新刊印了《四部医典》、《宇妥药诊十八支》、《祖先口述》等代表名著。六世达赖期间又召集了全藏知名画家以《四部医典蓝琉璃》为蓝本,结合全藏采集的藏药标本,于1702年绘制了一套彩色药物挂图,其种类之多,色彩之协调,形态之相似,在我国药学史上是一个创举。与此同时还著有《医药方剂集要》、《药物配方》、《药物汇编》、《札记美饰甘露药库》、《药物识别》、《制药法三种》、《散药》、《预防传染病九药方》、《本草》等书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《蓝琉璃》和《晶珠本草》这两部巨著,是藏药学发展兴盛时期的代表作。

  《四部医典蓝琉璃》是第司·桑杰嘉措(1653—1707年)所著,他根据宇妥的《四部医典》、《四续亲阅》,老苏卡的《四部医典》及宗嘎版、干木保版、德格版、扎当版等的《四部医典》作了对比审阅校勘,对断句、错字及难懂的古词加以改正、注释,于1687年完成了修改注释本《四部医典蓝琉璃》,成为通行全藏的“标准”注释本。药物由原著的406种增至700余种,对六味、八性、十七效作了进一步阐明。此外,他还著有《精义八支秘决之金钥》等药学专著,在藏医藏药学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  《晶珠本草》是帝玛尔·丹增彭措通过实地调查,并考证了历代藏药著作130余部,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,于1743年编著而成。全书收载药物2294味,集藏药学之大成。根据药物的来源、质地、生境、入药部位分为13大类即珍宝类、宝石类、树类、湿生类、旱生类、作物类、动物类、汁液类、土类、水类、炮制类、盐碱类、火类等。树类又分叶、花、果实、枝、干、皮、树脂等7类。旱生类系草本,又分为根、叶、花、果实、地上部分和全草等6种。这种分类方法比较科学,至今在植物和药物分类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  《晶珠本草》对历代本草所用药的同名异物、同物异名、一名多物均作了考证和订正。如“哇夏嘎”一名,目前所用原植物有7科近20种,其正品是鸭嘴花(Adhatoda uasica)。却很少用于临床。在《晶珠本草》中记载得很清楚,即“哇夏嘎”是木本植物,枝有节,节膨大,叶对生,革质,花黄白色,味苦。目前所用均系草本植物。《晶珠本草》记载:藏地不产“哇夏嘎”,但可用“冬拉冬迟”(婆婆纳)代替。由此可见它对藏药的考证至今仍可作为重要资料借鉴。

  解放后至今,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,藏医药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。自1960年以来,中国医学科学院肖培根、夏光成三次进藏调查藏药资源。西北高原生物所潘锦堂等人于1968—1975年,云南药检所杨竞生于1964—1985年,甘肃省中医学院(现甘肃中医大学)藏医系罗达尚于1968—1988年,先后对青藏高原的藏药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。为查清藏药资源种类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。

  由于历史发展阶段条件不一,藏药事业是波浪式向前发展的。藏药学著作繁多,理论独特,内容丰富。这是历史上藏药学家建立的不朽功绩。解放后藏药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,更是令人鼓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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