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传承
藏药学发展简史
发布时间：
2016-07-07 14:42
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，分布在我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华南、西南等省区。虽然历史和地理条件不一，风俗习惯、文化发展各异，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，且在历史发展进程中，对本民族的生存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，是我国医药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藏医药学居我国四大民族(藏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傣族)医药学之首，它在总结本民族医药学经验的同时，吸收了中医药学、天竺(今印度、巴勒斯坦)和大食(今伊朗、伊拉克、埃及、巴勒斯坦等国)医药学理论，逐步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和浓厚的民族特色的藏医药学体系。
藏医学和藏药学在早期是互相融合的，并无分别专著。公元7世纪至8世纪的代表著作《月王药诊》、《四部医典》就是例证。自公元10世纪始有藏药学的著作问世，至18世纪藏药学著作约120部，其代表作当推《晶珠本草》。
藏药学根据文献可查的历史有1300余年，但其全部历史远不止于此。为便于研究，现将它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予以介绍。
启蒙时期(远古—公元6世纪)：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，藏族人民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，就已经认识到动、植、矿物的某些部分具有解除人体疾病的功效。认为“有毒就有药”(《大臣箴言》木刻版第7页)，其后又有用酥油止血，治烧伤、烫伤;用青稞酒通经活络散瘀;用柏树枝、艾蒿熏蒸防治瘟疫病等。这些经验都是通过言传口授，世代相传，保存于民间的。这是一个漫长的年代，即藏药学的启蒙时期。
奠基时期(公元629—846年)：公元7世纪初，由囊日伦赞开创了统一西藏的宏图。由其子松赞干布继承父业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，结束了各部落互不相属的割裂局面，建立了吐蕃王朝(公元629年)，建都罗娑(今拉萨)。建政后采取了强化政治、发展经济、振兴文化的一系列措施。随派土弥桑布扎等人去天竺学习，经梵文为蓝本，创造了现用的30个字母的藏文。在此期间，唐太宗为密切汉藏两族关系，把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藏王松赞干布。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进带去了大批书籍和百工技艺人员，其中有医方百种、诊断法五种、医药著作四种(《西藏王臣记》木刻本第50—54页)。这些医药书籍由汉族僧医马哈德瓦和马郭嘎等译成藏文，命名《医学大全》，这是最早的一部藏医药著作(现已失传)。
《医学大全》问世后，藏王又聘请了汉族医生韩文海、天竺医生巴热达札、大食医生嘎林那，共同编辑了一部七卷本的综合医药书籍。这部书吸收了中医药、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内容，名为《无畏的武器》，现已失传。松赞干布命令全藏医生学好这部书，并为此颁布了12条优特令，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医药学的发展。
公元710年，由唐中宗令其宗室女金成公主进藏，再次带去大批医药书籍，其中最著名的译注本当推《月王药诊》。该书由汉族僧医马哈亚纳和藏族翻译家别惹札那翻译，并结合藏医药的临床经验，于公元720年前后编著而成，全书分113章。这是我国目前保存的最早的藏医药经典著作之一。它对于研究藏医药学早期的历史与中医药、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渊源关系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书中收载药物329种，其中植物药212种，动物药67种，矿物药50种。所载药物具有高原特色。绝大部分沿用至今。
对于《月王药诊》的来历，有说是天竺龙树大师著由梵文译成藏文传入西藏的;有说是文殊师利的化身童子文殊在汉地五台山讲述的论著，因此说原著来源于五台山;再一说是由五台山传入天竺，再由天竺传入西藏。总之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但从全书内容来看，它是一部藏、汉、天竺医药学的综合医著。
公元9世纪中叶，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·云丹贡布(公元729—832年)等人在总结藏医药经验的同时又吸收上述著作中的精华，用了20年(公元768—790年)左右的时间著成《四部医典》，收载方剂313方，单药406种，根据药物的来源、质地、生境、入药部位的不同，分为贵重药类、宝石类、土类、木类、精华类、平地产类(作物类)、草类、动物药等8大类。
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中叶是藏医药学史上的关键时期。这一时期的著作尽管是医药学合著，但它为后来的藏医学和藏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形成时期(公元846—1271年)：随着吐蕃王朝(公元629—846年)的崩溃，继后又因朗达玛变法，政局混乱，出现割据局面。藏药学的专著在此时渐次问世，标志着藏药学开始形成。其特征是：前期(吐蕃王朝时期)是医药融合，以医为主，以药为辅。《四部医典》中虽对药物作了分类，对性味与五源提出论述，但在该书中仍作为辅佐篇，且篇幅很少。而在这一时期，医药各有专著，药学专著不断问世，分化形成藏药学。其代表作有《甘露精义》、《甘露八部》、《甘露精义八支密决》、《药诊诸种草本要决》、《赞木央本草》、《药物大全》、《医药方剂集要》、《草药大全》等20余部药学专著。这些专著分别记载了药物的种类、分布生境、性味功效、加工炮制等内容。有的著作是将《四部医典》中的药物篇抽出来给予考证或对其中部分药物给予补充封增修，如《草药大全》便是一例。它沿用了《四部医典》植物药的分类法和种类，但作了种的补充和生境分布、形态等内容的增补。
发展时期(公元1279—1642年)：吐蕃王朝崩溃后，西藏出现了分裂割据局面，藏药学随之也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。到公元13世纪，学派并立已形成。帕摩主巴王朝(公元1349—1436年)时期在学派争鸣中形成的学术见解，促使学者著书立说，从而促进了藏药学的发展。
南方学派以苏卡·年姆尼多吉为首，包括加尔布本·罗米给布等不同时期的藏医药学家。这一学派主要善于用热性药物，对药物的形态特征、生境颇为注意，绘制了一些药物挂图，并对药物的配伍、炮制提出了不同见解。这一学派的著作有《千万舍利》、《答北方学派·人参》、《药物问答》、《祖先口述》等近20部著作。其中《祖先口述》后来被五世达赖和第司·桑杰嘉措赞扬为佳作，至今这部书仍为名著。
北方学派以强巴·南杰札桑为首，包括米尼马·通瓦顿旦、昏弟·都子吉美、南杰多杰等不同时期的医药学名家。这一学派在教学上总结了“六边四法”的教学法;在药物方面善于应用寒性药物，对高原疾病、风寒湿痹颇有研究。这一学派的著作有《药物问答录》、《甘露长流》、《四部医典注释》等10余部。
由于南北学派的对立，学术争鸣。药学著作问世甚多(约40部)，内容包括药物种类及其鉴别、插图、性味、加工炮制、配伍剂型等，促进了藏药学向纵深发展。
兴盛时期(公元1642—1750年)：自第五世达赖于1642年掌握政权后，积极发展藏医药事业，直至第十世达赖的二百年间，始终不渝地发展藏医药学，在西藏地方当局主持下，组织南北两派著名医药学家整理刊印了医药书籍约40余部。如1662年重新刊印了《四部医典》、《宇妥药诊十八支》、《祖先口述》等代表名著。六世达赖期间又召集了全藏知名画家以《四部医典蓝琉璃》为蓝本，结合全藏采集的藏药标本，于1702年绘制了一套彩色药物挂图，其种类之多，色彩之协调，形态之相似，在我国药学史上是一个创举。与此同时还著有《医药方剂集要》、《药物配方》、《药物汇编》、《札记美饰甘露药库》、《药物识别》、《制药法三种》、《散药》、《预防传染病九药方》、《本草》等书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《蓝琉璃》和《晶珠本草》这两部巨著，是藏药学发展兴盛时期的代表作。
《四部医典蓝琉璃》是第司·桑杰嘉措(1653—1707年)所著，他根据宇妥的《四部医典》、《四续亲阅》，老苏卡的《四部医典》及宗嘎版、干木保版、德格版、扎当版等的《四部医典》作了对比审阅校勘，对断句、错字及难懂的古词加以改正、注释，于1687年完成了修改注释本《四部医典蓝琉璃》，成为通行全藏的“标准”注释本。药物由原著的406种增至700余种，对六味、八性、十七效作了进一步阐明。此外，他还著有《精义八支秘决之金钥》等药学专著，在藏医藏药学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《晶珠本草》是帝玛尔·丹增彭措通过实地调查，并考证了历代藏药著作130余部，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，于1743年编著而成。全书收载药物2294味，集藏药学之大成。根据药物的来源、质地、生境、入药部位分为13大类即珍宝类、宝石类、树类、湿生类、旱生类、作物类、动物类、汁液类、土类、水类、炮制类、盐碱类、火类等。树类又分叶、花、果实、枝、干、皮、树脂等7类。旱生类系草本，又分为根、叶、花、果实、地上部分和全草等6种。这种分类方法比较科学，至今在植物和药物分类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《晶珠本草》对历代本草所用药的同名异物、同物异名、一名多物均作了考证和订正。如“哇夏嘎”一名，目前所用原植物有7科近20种，其正品是鸭嘴花(Adhatoda uasica)。却很少用于临床。在《晶珠本草》中记载得很清楚，即“哇夏嘎”是木本植物，枝有节，节膨大，叶对生，革质，花黄白色，味苦。目前所用均系草本植物。《晶珠本草》记载：藏地不产“哇夏嘎”，但可用“冬拉冬迟”(婆婆纳)代替。由此可见它对藏药的考证至今仍可作为重要资料借鉴。
解放后至今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，藏医药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。自1960年以来，中国医学科学院肖培根、夏光成三次进藏调查藏药资源。西北高原生物所潘锦堂等人于1968—1975年,云南药检所杨竞生于1964—1985年，甘肃省中医学院(现甘肃中医大学)藏医系罗达尚于1968—1988年，先后对青藏高原的藏药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。为查清藏药资源种类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。
由于历史发展阶段条件不一，藏药事业是波浪式向前发展的。藏药学著作繁多，理论独特，内容丰富。这是历史上藏药学家建立的不朽功绩。解放后藏药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，更是令人鼓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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